启功生平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启功先生字元白,又作元伯,满族,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先生1周岁时,父亲即因病去世,他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4岁时即入私塾读书。1922年先生10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先后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和办理丧事而破产。

1924年,先生12岁时,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酬资仗义相助,先生才得以插班就读于汇文学校小学部,1926年升入中学,但高中未毕业便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在此期间及之后,曾先后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随贾羲民(尔鲁)先生、吴镜汀先生学习中国绘画。其间,为维持生计,先生曾教过家馆。

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先生得以结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校长对他的评价是“写、作俱佳”,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从此遇到了培育并影响他终生的恩师。于是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不到两年,便被分管附中的某院长以他“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合制度”为由而辞退。1935年,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美术系的领导仍是那位院长,一年多后,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将其辞退。

 

 

陈垣先生坚信启功先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便于1938年秋季开学时,请他回到辅仁大学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在辅仁大学晋升为副教授,先后教授过“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并被北京大学聘为兼职副教授,讲授“美术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冬至1952年春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到湖南省澧县工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启功先生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应叶恭绰先生的邀请参与中国画院的筹办工作。当时文化部文物局为培养考古及文物鉴定的专业人员,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先生被聘为该班的教师,给学员们讲授“中国书画史”及鉴赏知识。

1952年,先生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北京市政协常委。

1956年,启功先生晋升为教授,并以专家身份参加了教育部。“视导团”,到南方视察。为新中国初期的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提供了改革的第一手材料。
正当启功先生满腔热情投身教学科研活动并积极参政议政、在各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1958年,在中国画院,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右派分子不能上讲台,他就利用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撰写论文,努力在学术上做出贡献。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古代字体论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几经再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利用运动的间隙和休息时间,完成了另一部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

1971年,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经过十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再登讲台。

1982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1984年该专业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先生被聘为该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又与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等创办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基地。直至逝世前,一直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2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很多人已成为教授、编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目前仍在读的博士生还有10多名。

由于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卓著,1998年、1999年和2001年,他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标兵”和“北京市职业道德明星”,并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贫寒的学生考入北师大,生活相当困难,启先生得知后十分焦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这种高风亮节不仅使北师大师生深受教育,也在教育界引起广泛影响。

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时,启先生受学校委托,拟定并亲自题写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一校训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揭示了师范教育的本质,具有精辟的教育理念,这两句话也正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从教70多年的生动写照。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画家。他从小受祖父的熏陶,酷爱绘画。先后拜贾羲民先生﹑吴镜汀先生为师学画,他的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境界开阔,不矫揉造作,取法自然,耐人寻味”。


启功先生是当代名扬海内外的书法家。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先生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任主席,后任名誉主席。他的书法作品,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品学问一样,秀丽、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自上世纪80年代起,已有多种版本的启功书法集陆续出版。

为表彰启功先生在书画方面的成就,2000年文化部为他颁发了“兰亭终身成就奖”;2002年又颁发了“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启功先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当代旧体诗人。他的诗很好地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创作观: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赡,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同时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的原则,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在诗词格律的教学中,先生发明的“竹竿”理论能够轻而地将烦琐的讲解化繁为简。为古典诗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专家们评论他的诗词“功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运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巧妙地运用了现代新语词、新典故以及俚语、俗语,形成了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为诗词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启功先生是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家。他自认为平生用功最勤、成就最显著的就是文物鉴定。尤其对古代的书画、碑帖,见识卓异,造诣精深。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积累掌握了很多鉴定的经验和知识。1947年先生即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古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文献档案,整理清代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负责对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进行收购鉴定工作,每遇疑难问题,必约请先生参加。1983年,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顶级专家组成7人小组,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珍品进行甄别鉴定。先生即是7位专家之一。1985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1986年任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当数以万计。除书画外,还对出土文物及古代书籍进行鉴定。如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宋代龙舒本《王文公集》等。近两年还参与了震惊文物界的《出师颂》、《淳化阁帖》的收购与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几十年来,为保护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物界的人都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国宝级人才。

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先生幼承家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先生又受教于陈垣先生,深得考辨之学的要领及严谨的“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专业规范的治学道路。陈校长又教诲启先生搞学术研究应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启先生从研究书画艺术入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在陈校长亲自指导下完成的。而随着多年的教学实践,先生对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宗教学,也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研究。他学问广博,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先生常自戏为“杂货铺”,实则是博学多闻,而且能打通各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通学博儒。如他晚年所开设的“古籍整理基础”课,就属于这类性质,而先生则戏称为“猪跑学”。

启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五十年代的《读红楼梦札记》和程乙本《红楼梦注释》,至今是红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六十年代的《古代字体论稿》,将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文字学的重要论著。六十年代的《诗文声律论稿》,以简驭繁,是研究诗文声律的独诣之作。八十年代的《汉语现象论丛》,对中国古典语言,特别是诗词语言,提出了种种令人深思的问题。八十年代的《说八股》,对八股文的特点和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而2004年出版的《启功讲学录》,虽是学生的整理稿,但典型体现了他博雅通学的学术特点。而累时多年的《启功丛稿》,更是其学术之大成,其中有关碑帖、艺术的考辨文章,更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道其万一。

启功先生还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以卓越不凡的才能、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对国家的无私奉献,赢得各方面的敬重和爱戴。

启功先生曾任九三学社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第八、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1982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委员,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后连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委,并兼任政协书画室主任。

1983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组织一批专家支援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启先生时已年过七十,仍不辞辛苦,报名参加,先后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讲学,为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献出一片爱心。


1989年4月被国务院总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99年10月任馆长。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建设和文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2年,任西冷印社社长。

先生还兼任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外友好合作,奔走往来于友邻国家和港澳地区。

先生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韩国参观访问,举办书画展和进行学术交流,多次去香港讲学,参加文物鉴定。还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邀请,出席学术会议和鉴定古书画,赴英国、法国考察博物馆,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启先生在艺术和学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究其根源和他高尚的人格分不开。

先生对国家和民族抱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幼有宗教经历、又身为民主党派重要负责人的公民,他极力维护民族团结,爱国爱教,投身于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之中。他坚决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热情讴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在政协积极建言献策,在各种外交场合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宣传介绍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他还以一颗博爱之心、忧世之心,密切关怀着国家的发展建设。每遇到自然灾害,即踊跃捐献善款,他无时不真诚地祈祷人民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进而由衷地祈祷世界的和平。每当谈及国家和世界尚有贫穷和苦难、丑陋和暴力时,其同情焦虑之心溢于言表,仁爱之心令人感动。

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为人善良、诚恳、注重情谊。他对妻子至爱,对母亲至孝,对师长至敬。他能接受他们的爱,深知没有他们的爱,就没有自己的一切;更能爱他们,深知这是对他们的最好报答。他对朋友至诚,能向他们敞开心扉,不存蒂芥,不管自己地位多高,都与他们保持纯洁童贞的友情。他对晚辈、学生关爱至切,和蔼可亲,悉心教诲。他常说自己就是在别人的关切和师长的耳提面命中成长起来的。先生的诚挚之心,深厚之情,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

先生操守纯粹,道德高尚,为人方正,举止得体,对事业锲而不舍地追求,对工作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讲究礼貌,平易近人。他从不摆名人架子,尊重一切人,包括普通劳动者和晚辈学生。“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这首砚铭正是他做人的原则。“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这是他另一方藏砚的铭文,先生取其“坚净”二字当作自己书斋的名称,而这二字也正是他道德操守的生动写照。

先生性格洒脱,心胸超旷。他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更不计较钱财,对这些身外之物总抱着“难得糊涂”的态度。每遇人生坎坷总能以乐观的精神、旷达的心胸加以化解,即使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况遇,也能积极向前看,而从不怨天尤人。“宠辱无惊希正鹄”,“何必牢骚常满腹”,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心胸之宽广令人感佩。他言谈风趣,应对机敏,出语幽默,喜开玩笑,凡与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是一种享受,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启功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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